第三，这些原则应该一贯坚持。

当代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就是有权威的法律适用制度承认和执行的各种理由的体系。陈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67-73页。

John Rapley,"The New Middle Ages",Foreign Affairs,Vol.85,No.3(2006),pp.95-104. ⑩详[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熙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特别是第222页。(34)还有必要予以强调指出，德沃金的权利命题即便以互惠为基础，最终还是以正的界说为背景或者前提条件的。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处理案件时，应当坚持合法、合理、公正和审慎的原则，充分论证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并阐明自由裁量所考虑的相关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何为法律并不是事先规定的，法律的内容只有借助人们的解释行为才能确定。六、对原则、政策和规则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 能把后果主义论辩与协调主义论辩这两个基本因素联系在一起，并进行有效整合的可制度化装置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麦考密克对哈特的理论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理论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比较、分析和综合，找到了法律推理中的原则与规则之间关系这个最重要的抓手。

在这里，同胞关系(fraternity)和统一的德性当然受到重视，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甚至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意味着观察法律的视角始终是复数性的，不存在唯一正确之解。剩余权是从各种法外的权利和权力，如从道义权利和道义权力等现象中提取共性形成的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

豁免(immunity)—责任(liability)。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流大学法学院校采用获教育部奖励或在教育部系统推广的中国法理学教科书{11}{12}{13}{14}{15}{16}中显现的法现象解释体系，已经有了明显的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学科特点。考虑到法律义务即法学通常所说的义务，而道德义务也就是法外义务这个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义务分为法上义务和法外义务两种。中外语义分析法理学，研究权利、权力都是基于对法律语言名词做分析，没有深挖其后面的具体利益内容、财产内容，这就注定其不可能深入把握义务的具体利益内容、财产内容。

他认为，有8个法律词语构成两种关系。按照语义分析法理学，这不是问题，因为它的范畴架构不以准确反映法律生活为基准和根据，也不接受法律生活实践的检验。

关于范畴与客观的现象世界的关系，列宁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三、中国实践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展开方式 既然语义分析法理学不太切合中国的基本情况，不是很好的法现象解释体系，那么，我们能不能努力创造更好的替代品？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法权中心说就是作者长期寻求后得到的具体答案。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必然得出这样三个结论：(1)法律是分配全部权的规则，如果将法外之权忽略不计，那就可以说法律是分配法权并规范其行使行为的国家强行性规则，其实质是分配利益进而分配财产并规范其运用行为。

(六)中外语义分析法理学还有功能性盲点或视角。中外语义分析法理学共有的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下面这样一些缺憾或通病： (一)两者都是基于一些法律用语的传统地位、通常含义、使用频率等因素来确定基本的法学范畴，不大考虑这些范畴是否能够全面、准确、能动地反映现存的法律生活事实或状况。特惠(privilege)—无权利(no – right)，权力(power)—责任(liability)。权这个概念的外延，也可以分解为法权加上剩余权。

就内容而言，法权实际上只是权中获得了法律确认和保护的那一部分，即法律上的权利加法律上的权力之和。基于同样的原因，面对客观的现象世界，不同的人可能还会有意强调一些东西，或有意淡化、忽略一些东西，甚至对客观现象世界故意做变形的描绘。

回顾国外法学对中国的影响，以1949年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欧美法学在中国的法学的新东西，仍然不过是从西方承继的以权利义务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义务是从法律义务、无资格、无权利、无权力、责任(包括responsibility和liability)和职责(obligation)等法现象中提取共性形成的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

在这一研究领域，特别明显的是，如J · L ·奥斯丁教授所说，我们可以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因为它混淆了本源性的政治权利与法律权利。例如，中国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关和准国家机关体系，其法律表现就是权力，它是一个较权利更为突出的现象，但在中国的语义分析法理学中，权力却是一个逻辑地位比权利低得多、也没有集中做理论阐释的概念，甚至仅作为权利的一种特殊表现存在。中文版英美法律辞书也反映了这种模糊的区分标准。至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量之大和相对于权利的强势，那是欧美国家所绝对不能比肩的。以若干基本范畴为支柱的优良法学理论，不仅能够合理解释全部法现象，更要有助于人们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有利于改善基本人权的保障状况。

豁免(immunity)—无资格(disability)。例如，权利、权力都是利益，这点他们是有认识的，但他们对权利、权力到底分别直接体现社会中的哪部分利益，特别是这些利益的具体物质属性，就一无所知甚至从来没有表现出试图探讨的意向。

(2)权力的范围不仅涵盖各国宪法上规定的权力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如我国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也包括性质和功能相同的其他现象，如公共机构及其成员依法享有的那部分特惠(privilege)和豁免(immunity)等。以致本书的中文译者在此处只好将这段话中的power和right都译为权利：后来在帝政时期，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权利(原文为power——引者)的遗迹，但已经缩小到极狭小的范围内。

合并所有同类项，我们得到法律上义务，道德义务两个概念。权利权力统一体是中国学者发现和证明的，从未用西文命名，因此拉丁文、英文等西文中迄今没有一个能够指代这一新法学实的名词或概念。

(三)以指称权利和权力统一体的法权概念为核心范畴 读者在后文中会看到，实践法理学假设和证明了权利权力统一体的存在，并以记载这一认识成果的法权概念作为法学核心范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一方永远是最重要、第一性的，也没有哪一方永远是次重要、第二性的，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语义分析法理学并不完全脱离社会生活，但它能结合的实际，一般只限于结合有关词语出现的场合，如在宪法、法律和判决文书中出现的词语等等。{5}实际上，他采用的方法似乎更像数学中的合并同类项。

{1}54以法律为权利之规定，法律学为权利之学，乃现代学者间之通说。在英美法学界，right、 power含义飘忽的状况到现在似乎还是一样。

就这样，我们放弃了利用拉丁文组合英语新名词作为权利权力统一体名称的尝试。政府等公共机构或以其名义执行公务的人员行使或享有的法律权力、公共职能、公共权威、公共机关权限、公共机关特权、特惠和豁免[23]。

因此，义务的内容、范围的确立，要以权利、权力的内容、范围的认定为参照。提出法权中心说，推动实践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就是于语义分析法理学之外，添加一种可供法学消费者选择的理论产品。

拉丁文辞书表明：ius[20] 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中之一是权利和权利能力（即享有权利或做某事的资格），既可对人，也可对物，是拉丁语中最适合指代权利现象的名词。这是权的全部社会经济内容。运用以法权为中心的7个基本范畴，可以推导出并合理解说法学所需的其它所有范畴，形成完整范畴体系。{6}125他还写道：如果权利是法律权利的话，它就必然是对某个别人行为、对别人在法律上负有义务的那种行为的权利。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话语体系本身仍然存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中国法律生活实际的问题，其中主要表现为未能最低限度反映权力这一同权利并行的基本的法律生活内容普遍、强有力地存在的现实情况[1]，以及一直缺乏勇气正视法学界已经证明的权利和权力在根本上是一个统一体的认识。所以，法学通常所说的义务(仅指法律义务)是一个可以标志众多性质相同的法现象的法学基本概念，这些法现象不仅指法律义务，还包括无资格(disability)，无权利(no - right)，无权力(no– power)，责任(包括responsibility和liability)，职责(obligation)等。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看来关键是确立合理的区分标准。此处抽象过程提取的共性，是被提取对象都包含的法定公共利益和支撑这些利益的全部公共财产，其归属无分公私。

剩余权及其可能的表现形式，道义权利或道义权力等等。至于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中国宪法上概括地用权力一词表达，具体用职权、权限两个词来表达，另外也有不少维护或保障公共利益的具体规定。